纯粹之学 2019-09-24
邓立，贵州福泉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伦理与中华传统美德。现任贵州财经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汉语言文学教研室、国学教研室主任；贵州财经大学阳明廉政思想与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贵州财经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会员、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东南学术》、《江西社会科学》、《理论月刊》、《贵州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贵州省软科学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现主持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节’德的现代转化与建设研究”。
注原文发表于《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观点仅供参考。若有转引，敬请注明。
论现代性与儒学之间的破与立
——以价值哲学的中西文化对照为视角
摘要：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人的存在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现代性背景下，人成为工具理性实践的根本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事实，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却否定了自然存在的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二分的关系，科技、知识、自由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决裂；人被利益和欲望所绑架，德性缺失、没有自由、无力创造，人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由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对话，展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气魄；充分利用儒学价值资源，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存在的人类文明世界显得如此迫切。
关键词：现代性；儒学；价值；存在；人与自然
农耕文明到现代性的生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历史性、革命性的意义，是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特殊表现形态，是人类社会追求科学、理性、自由价值的必然。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人的存在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价值的取舍之间，须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及两种文化形态价值观的比较或许能为当今人类价值的再建立产生积极的作用。源于此，现代性背景下，把儒学对于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价值资源作为建构人类当下价值存在与意义世界，融合求真、至善、尚美的一种价值尝试，或许可成为我们关注现代性和辨识现代性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一、 现代性与儒学开展的维度
毋庸置疑，现代性的产生带了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人性自由。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科技不断进步、经济更加繁荣，然而对传统价值也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从一定程度上看，现代性的出现解构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信仰缺失、文明冲突、生态恶化、争端频繁。为此，反思现代性，重构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我们认为，在现代性境遇中以开放性思维展开中西异质文化对照，探讨儒学的当代价值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是一种世界眼光和对人类未来的人文关怀。
（一）现代性基本释义
“现代性”（Modernity）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概念或新事物，众说纷纭，纷繁芜杂。但学界普遍认同现代性滥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欧洲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现代性成为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讨论最为激烈的学术问题，它涵盖了科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艺术等广泛领域。现代性衍生了包括前现代、后现代、后现代性、全球化等概念，我们立足价值哲学的角度来关注和反思现代性，且坚持现代性将继续存在的立场来探讨这一问题。
现代性最初表现为自由精神、理性主义、科学知识等几大特征，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是从神性向世俗人性的转变，是现代性世俗化的本源。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1]与西方工业化大生产相伴而生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2]“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3]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福柯同样也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不过却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批判精神。”[4]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照的、现时社会的价值呈现和存在样态，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文化载体。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包涵了理性精神、科学观念及自由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而关注现代性是为了辨识人类自我认识的真伪，更好地反思和审视现代性的多重涵义，为人类社会价值多元共存提供条件，重构人类对未来世界的信心。
（二）现代性背景下儒学开展的维度
现代性的产生与蔓延，特别是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瓦解，新兴资产阶级的过渡及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等逐渐渗透到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现代性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东西价值观比较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是传统与现代的结构分离，中国社会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和质疑传统价值存在的意义。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然而，儒学经受了批判、反思的一系列过程后，逐渐以新的样态步入现代社会，并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关注人类社会、体悟人性本真的价值来源。换言之，现代性的产生给儒学的发展制造了障碍，也给儒学的自我转型和更新带来了动力，儒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开放的时代，开放的儒学将是一个不断探究、反思、出新的过程。
当前对儒学的解读及认识呈现出纷繁芜杂的状态。学界关于儒学开展的方向有诸多论述和主张，如儒学、政治儒学、人文儒学、伦理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教化儒学等等。须知，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价值和中心内容，诚如李承贵教授所指出，“儒学虽然是一庞大的思想体系，但它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演进和主体的持续性诠释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丰富和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文主义；儒家思想的诠释方法多种多样，而最适应的方法只有人文主义方法；儒家思想在现代学科化的过程中，虽然遭受着被边缘化的命运，但人文儒学的特质却益加凸显；进入现代社会，儒家思想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人文儒学对于某些挑战的解释和回应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此可以说，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担当起儒学的现代使命，人文儒学是儒学当之无愧的本体形态。”[5]我们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作为本体形态的人文儒学主要涵盖了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三维价值空间。或许，人文儒学的三维空间能给当下提供一个回应现代性问题的最佳选择，而现代性则给予了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返本”、“开新”的土壤。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三种存在形态共同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根本，即人文精神。不难发现，儒学本身给予我们的是一幅鲜活的、生生不息的社会、历史、生活画卷，是对人类的全幅价值关怀。与现代性背景下出现的人的价值消解、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导致的人的消极、悲观、绝望及社会价值错位、文明冲突、霸权与斗争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现代性导致价值“破”的反思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启蒙运动和改革激发了人类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兴趣和增强了人们建立民族国家（Nation）的信心，现代性的产生和滋长让人类看到变革的希望。然而，这样的现代性也充满着现实问题，一度给人类带来悲观、厌世，让人生活在怀疑、恐惧的世界之中而饱受批判。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逐渐丧失，人与人、人类社会之间关系冷漠，文明冲突，生态恶化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问题，人类开始自我否定。因此，现代性也被称为“片面的深刻性”，缺乏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追问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审思，我们认为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是现代性导致价值“破”的根源，主要表现为：
（一）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破灭
人从来都是哲学思考的中心，是一切价值理论产生的思想源泉，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人及人的存在去谈价值的问题是对价值本身的颠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破灭将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和灾难，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反思可知，由西方古典神权向世俗社会演进产生的现代性呈现给人类世界的是在科学与知识的价值取向上对传统价值、科学与知识本身魅力的消解，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过程。可以说“祛魅（Disenchantment）”肯定了理性的建立和世俗社会的构成，却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换言之，现代性蕴含了“祛魅”性质的科学精神，却坚决否定了经验性存在的价值，被视为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最终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唯一路径。由此表明，现代性消解了真、善、美的本身价值及忽略或遗弃三者之间的客观联系，传统经验性存在，如规范、真理、美德、理想等等，包括人性的自由都成为现代哲学、文艺“祛魅”的对象，任何吸引人的价值不复存在，社会存在及人的价值理想因此破灭。
西方激进思潮的蔓延，逐步瓦解了人的存在意义，人存在的伦理底线被击穿，社会被一个所谓的“空无”所弥漫，人的存在变成一个符号，人的存在本身发生了颠倒和异化。异化的人本身不属于自己，属于他者（Others），现代社会缺乏对他者的关怀，是导致人悲观、失落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极端个人主义把利益与欲望无限扩大，人被利益和欲望所绑架，德性缺失、没有自由、无力创造，人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人的自然存在被抹去，人对自身存在及世界不安、焦虑、悲观、失望，甚至频繁出现自残、自杀的社会现象，人的价值虚无化，借此方式寻找另一个人生意义，把人的未来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
西方思想家也意识到现代性的隐忧，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追问，恩斯特·卡西尔呼吁应该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再确立，认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已经产生，其在著名的《人论》中写到：“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把他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6]现代性背景下人把自己置身于宇宙的中心，却未能成为人改变自我认识的有效途径，反而导致人自身存在价值的丧失。因此，卡西尔认为认识的相对性构成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世界破灭的根源。我们应该更加清醒的看到，“正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自我实现对自我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7]而在民主与强权交织的社会，人道主义标榜的人的自由存在、人的价值实现成为口号，人的自然存在及自然法权丧失，人性本身在西方现存民主制度中的现实状况令人堪忧。
（二）人与人之间关系事实的破裂
现代性带来的科学、理性、自由等启蒙精神，在瓦解传统社会陈腐观念、社会制度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意义。而现代性的产生也给当今人类社会带了种种烦恼，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麻木甚至对立，种族歧视、地区冲突、领土争端（地区边缘政策的博弈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等不测事件）等等问题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越发加剧。万物之灵的人面对存在的差异未能提供更好的价值选择，导致人类社会之间无穷的斗争和残害。
历史地看，价值选择是离不开经验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换来的是神性的逐渐消解和信仰的缺失，导致西方社会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缺乏而价值无所归依。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成对立的态势，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未能有效提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缺失，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没有了真、善、美作为人类社会的“润滑剂”。以经济为根本尺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升，而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也随之膨胀，人的异化出现，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不复存在，心中没有他人，没有国家和社会责任，有的只是无穷的欲望。同样，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歧视、暴力的方式排斥和残害其他族群，肆意疯狂地掠夺资源，给人类社会的和平制造了障碍。当今社会，科学发展与道德提升的不平衡性，导致人类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类本质，有的是残酷、对立的欲望世界。
可见，工具理性使人与人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道德的冷漠”的样态。印证了“人与人之间是狼”的关系，在逐渐消解的神性世界中任其呼吁“认识你自己”，也无法解决充满工具理性的社会关系的伦理问题，而自然法及所谓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西方“四主德”也未能唤醒当代人与人之间沉睡的道德意识。现代性背景下，西方世界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表象上看把人从中解放出来，实质上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上的，仍然不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自由、平等、博爱，西方世界主导的以牺牲其他人、其他民族和地区利益为代价的和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和平。贫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整个人类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地区争端、种族冲突、民族矛盾一刻也没有停止。
（三）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理想的破碎
反思现代性，一个最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与所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危及人的生存。征服自然成为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理解的谬误；对自然的控制标准被建构，导致对自然控制的合法性问题成为科技本身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性背景下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价值观、道德支离破碎，道德成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生态危机产生必然要反思生态伦理，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价值问题再度成为人类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人的存在价值是自身价值的表现，也是对人类社会、宇宙自然万物价值的拷问。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呈现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视为自然界最高的存在，且人的存在具有唯一性，人以外的其他物体都是为人的价值实现提供条件。在现代性背景下，人成为工具理性实践的根本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事实，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却否定了自然存在的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二分的关系，科技、知识、自由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决裂。与此同时，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不应具有主体性价值，人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应以生态自然为中心，以生物为中心，强调动物权利等，把现代性背景下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等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现实困境。
现代性导致的另一大问题是，面对现实而无法认清现实，价值世界被遮蔽，价值存在只是一个社会假象。如何重新认识和确立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现代性背景下亟待认真考量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人类根本的价值是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天道性理与身心性命的价值，是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心体的价值。”[8]于此，置于儒家文化背景下来认识，我们会有新的视角和不同的价值认同，面对多元文化的价值错位、价值冲突，现代新儒学的立场能给我们开辟一个独特的价值视界。
三、现代性境遇中儒学“立”的实现
诚然，现代性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下的儒学开展也遭遇重重艰险，或许，对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强大凝聚力的儒学本身来讲，现代性是挑战也是展示儒学魅力的最好机遇。如前所述，以人文儒学为核心的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三维空间共同展示的是生生不息、生机勃勃、万物共存、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是人类社会价值理性的凸显。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注重人伦日用，强调道德养成和道德践履，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张载把儒者的宏愿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充分展示儒家文化宽广包容的胸襟并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伦理情怀。儒家“修身”的个体道德人格养成，成为处理人己关系的天然良方；“仁义礼智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好的恒常道德准则；“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而且，儒家的入世精神，关切人的生活、参与社会，当然也更为关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源于此，丰富的儒学资源在应对现代性价值“破”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有三“立”。
（一）儒家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确立
生活儒学是现代性境遇中人文儒学开展的首要维度。儒家一直把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实现视为理想信念，通过日常生活的人格养成，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实现。与此同时，儒学高扬个人美德和社会正义，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儒家文化中，人不是孤寂的存在，人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家、国的角色伦理和社会责任，特别是家庭的角色扮演，充满着人伦温情，自然而然让人生活在价值和意义的生命世界。
首先，儒家建构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情感世界。“仁”与爱相通，“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即是爱人，爱始终是儒家的情感追求，儒家的仁爱是血缘亲情之爱，也是泛爱，人有爱的权利，也有爱的义务和责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从血亲之爱到百姓之爱，百姓之爱扩展到爱自然万物。当然，儒家的爱也是等差之爱，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等差之爱更能够唤起人对爱的平等的无限追求，通过爱的情感，展示生命的魅力和价值，构建一个有充满情与义的伦理社会。另外，儒家尊重人、同情人，以爱己之心爱人，即推己及人，决定了儒家肯定人的存在感，凸显生命的意义，个人有美好愿望和期待。儒家思想力求通过个人道德、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的道德践履来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家国同构，从人的生死到家国、天下的全幅道德关怀，展示的是人间大爱。
其次，儒家呈现的是一个充满“乐”的美德世界。虽然儒家的乐感文化一定程度上以苦乐的形式呈现，但这并没有否定儒学对价值理想和意义世界的追求，更成为了儒家人伦日常的必需。儒家的“乐”除了艺术之乐外，还集中体现在“天伦之乐”上。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与此同时，儒家的“乐”还具有内在超越的意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儒家把“乐”视为道德修养，也是一种道德境界。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毫不夸张地讲，儒家之“乐”无处不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由此，荀子讲：“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儒家看来，乐是生活的必须，艺术之乐是陶冶性情，提升境界，丰富生活的精神源泉，而天伦之乐是血缘亲情之乐，是家国伦理情怀的展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
再次，儒家强调的是个体人格“义”的伦理情怀。《中庸》道：“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是个人道德自律、修养和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儒家认为，“仁”内“义”外，“义”是人之为人的德行，是适宜，也是正义，是道德人格的外在表现。同时，人与万物一体，但道义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标志，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义”是羞恶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体现在“义”上就是实现自我道德人格完善并乐助他人的一种责任伦理，这是儒家价值的超越，明白了价值取向，“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之说就不难理解。而且，儒家的“义”凸显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儒家所建构的生活儒学形态把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作为最高理想，把个体道德养成和道德践履视为一种“人伦日常”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在这样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担当的意义世界里，个人道德人格能够有机会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王阳明在其诗歌《别诸生》中认为生活的道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全集·卷二十》）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回归到生活本身，是对人伦日用的高度重视。诚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融化在‘日用常行’之中。”[9]中国自古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的精神力量，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并构成了人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价值支撑。儒学的特质之一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注重人伦血缘亲情，关切人，关注人的生活和行为实践，生活儒学回归到世俗社会，与人的价值、生存紧密联系，因此，儒学也被誉为幸福之学。源于此，儒家所建构的理想社会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确立是一种精神激励和鼓舞，也是最大的肯定。
（二）儒家人与人之间关系存在事实的树立
我们把伦理儒学视为现代性境遇中人文儒学开展的第二个维度。如前所述，儒学是伦理儒学，伦理是儒家的意义诉求和价值旨归，是几千年来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来源。儒家思想中洋溢着道德情怀，儒学建构的社会充满伦理关怀，是儒学具有持久弥新的生命力的最好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在伦理社会中得以有效树立。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仁义”是儒家的伦理核心。仁者爱人，追求正义价值，自古以来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价值观看似超越于人的存在，其实就在人伦日用中，即孔子所谓的“道”。儒家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文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以“仁”为基础，以“义”为追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把仁义视为君子道德人格的价值取向，即“见利思义”。“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仁义是个体道德品质的核心，是道德养成和道德人格的根本要求。自古以来，志士仁人都以“仁义之道”作为检验自身道德品质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乃至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在普通人伦秩序之间的实践，人人都可以成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是君子道德养成并能在道德践履中正确处理人我伦理关系的根本。毫不夸张地说，“仁义之道”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的伦理秩序，是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与人之间生存方式的价值建构。
其二，“中庸”是儒家的传统美德。儒家思想中，中庸是适度，也是一种美德，中庸之道可以在把握好个体道德自律的同时能够指导和规范道德实践，体现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庸之道是天下之事物的根本，达到中庸的境界，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是追求至善的表现。孔子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概言之，中是适度，庸是平常，中庸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君子应当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儒家看来，中庸是正确的道路和价值选择，能把握好中庸之道，有助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
其三，“和谐”是儒家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成为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伦理精神，儒家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底线伦理，也是最高的普遍伦理，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黄金道德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即是恰当、协调，“礼”作为儒家极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它的根据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和谐，显然，和谐成为一种价值取向。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和谐是正确处理好天人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要求，儒家的理想即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且，儒家强调社会责任和个体道德的担当意识，个体道德人格的实现与社会伦理责任是共存的，充分展示儒家思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情怀。
综合观之，仁义、中庸、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彰显的是善良的人性，洒脱的人文情怀；人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是有血性的，有情感的存在。源于此，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充满仁义之心，践履中庸之德，实现和谐共生的。在儒家伦理秩序的规约下，志士仁人都以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理想，追求“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放眼当下，以人文儒学为核心的伦理儒学在现代性境遇中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事实的确立提供了价值支撑，不失为一个回应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的独特视角。
（三）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建立
现代性境遇中，人文儒学另一个开展维度我们称为生态儒学。现代性充斥着自由的理性精神，以科学发展征服自然和改变自然，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带来的潜在危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对生活的具体引导。人心与天道的互动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终极道路。”[10]儒家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肯定自然之天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认为关注自然万物就是关爱人类本身。儒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通过人性修养、道德提升的方式适应自然环境，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主要表现在：
一是儒学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儒家敬畏大自然，尊重人的生命，也尊重自然之生命。如前所述，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儒家肯定自然万物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且人与自然万物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据《周易》记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这是敬畏自然，顺万物之性。换言之，人在利用自然万物的同时，不能破坏自然万物的规律，才能构成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唐君毅先生认为，儒家的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感通”关系，“儒家之肯定自然世界之实在，依于心之虚灵明觉之涵盖性，与对自然世界之仁心与敬意。故中国儒家视人与自然之关系，先纯为情上之一直接感通之关系。”[11]王阳明认为，“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可见，儒家把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扩展到对自然万物的敬畏，是恻隐之心、是良知，更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和人文气度。
二是儒学重视生态、参天化育。儒家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树立重视生态、保护自然的观念。仁者爱人，亦爱自然万物，是泛爱更是大爱。儒家认为，“天道有常”，倡导仁爱万物、保护生态、以时禁伐、取之有度、节用资源的生态伦理观。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充分体现儒家谦逊、包容的博大胸怀。《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换言之，儒家由发挥自己的天性到发挥他人的天性，由尽人之性到尽万物之天性到赞、助天地之生生化育，追求与天地参的最高道德，充分展示了儒家人文主义尽人性、尽物性的自然生态伦理情怀。
三是儒学顺应自然、情系万物。儒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有情感的价值观。效法、顺应自然之天，发挥人的能动性，改造自然，创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世界，是儒家之道德实践与价值追求。“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儒学把生看成宇宙万物永续存在的根本，肯定人，肯定万物的存在，人与自然万物构成一种伦理关系。孟子视“仁义礼智”为人性之“四端”，以“人性善”为理论基点，把以恻隐之心为首的德性加以扩展和延伸，由“仁民”到“爱物”，倡导保护自然生态，反对暴殄天物。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关系，其间有双向的价值联系。”[12]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导致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与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通过“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主客统一存在根本区别。在以儒家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生态儒学的伦理关照下，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得以建立。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人类很渺小，也非常脆弱，人类需要法律规范、更需要伦理秩序，人的存在价值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发展方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对现代性的反思，或许，回到康德，“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13]能给予我们启示，自然与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内心对自然与至善的崇高价值理想。现代性境遇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确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如何达成价值共识，实现价值目标的一致性是当下人类社会需要迫切认识和关切的重大问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由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对话，展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气魄；充分利用儒学价值资源，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存在的人类文明世界显得如此迫切。
不可否认，如果从伦理角度看待作为人的解放和人的革命的现代性的问题，那么它仍然属于“是与应该”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关系的“休谟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只有成为“是”的“审判法庭”，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才能确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现代性将继续，须重新评估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关注价值断裂、关注人类边缘，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消除价值虚无、尊重人性、尊重自然，避免战争和冲突，建立起人类对未来文明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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